建安二十二年盛夏，汉中军前线指挥部的草屋里，刘备摊开舆图，看着嘉陵江以西的山川要隘，随手在地图上点了几处。身旁的法正轻声提醒：“主公，若再不细定防区，诸将之间难免冲突。”一句话，把蜀汉早期军政格局的矛盾点暴露无遗。
那一年，刘备手里的王牌武将已达巅峰配置：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，再加上西凉悍将魏延，外界常把这六人合称为“蜀汉六大名将”。关、张、马、赵、黄五人，由陈寿直接合传于《三国志》，后世呼作“五虎将”。魏延则另列“问题人物”一卷，却挡不住史籍中对其骁勇善战的肯定。名声之外，六人到底在蜀汉军制里处于什么层级？谁真正拥有如同今日“军区司令”般的治军实权？偏偏一向位高权重的关羽、黄忠却被排除在外，这反差背后的缘由，值得细究。
对照东汉末到三国初期的军政系统，可发现刘备集团大体沿用汉代“将军号”配合州郡兵权的模式，再辅以“假节钺”“都督”“督守”等弹性职位，以兼顾功臣分封与地方治安。换言之，称号与实际兵权往往不能划等号。下面依时间顺序，把六将的仕历与防区逐段剖析，逐渐显影谁是“军区司令”，谁只是锋矢之士。
赵云必须先说。建安十三年，他随刘备入蜀前，官拜偏将军兼桂阳太守。桂阳郡属长沙国南隅，辖有五县，兵员两三万，却足以让赵云独立负责征剿零陵、武陵一带的叛乱。史载他“累迁牙门将军”，这职务在当时相当于兼管主公近卫的最高军职。刘备临出川夺蜀，毫不犹豫地让赵云留守后方，任“留营司马”，此举等于把“荆州保安司令”大印交到赵子龙手里。后又命他追随朱褒之战，平定江阳、犍为，入川不久即“督江州”。江州辖区直面东吴，事权不亚于边防军区。章武三年迁镇东将军，虽号为“镇东”，实则仍留守长江上游门户。如此履历，毫无疑问，赵云名副其实是军区级将领。
马超的职务变迁更具代表性。汉中争夺战后，他被刘备授以左将军，又兼督临沮。本职左将军，本领辖诸军，无定所；但“督临沮”四字，清晰标注他的地方军事节制权。临沮控巴西、汉中，系关中出川咽喉，若无足够军力做底气，休想奉命戍守。自建安二十五年至章武二年病逝，马孟起在此坐镇近四年。虽无关羽“假节钺”的大号，却实打实主导了西北要冲，俨然西北军区之首。
张飞的“张翼德”这面旌旗，从徐州杀到汉中，功勋累累。刘备称汉中王后，封他为右将军，领司隶校尉。照汉制，司隶校尉掌京畿军事与监察，能“纠劾三公”。同时，他屯兵阆中，“拥兵万人”与东三郡军务直接对口。既握中央禁重，又领地方甲兵，其权柄与战区层级接轨。诸葛亮在继承汉中总督一职前，正是代领其旧部，可见张飞留下的组织架构何其庞大。
魏延的仕途则是一场跌宕起伏的豪赌。夷陵战后，蜀汉元气大伤，却偏偏给魏延送来高光舞台。章武元年，他受任镇北将军、领汉中太守，又加都督汉中。记载称“兵马依劔阁关，下当阳僻塞”，既领政务，兼统两万川军防北。裴松之引《蜀记》云：“延自作牙门三千，敢死五千，朝夕习兵。”以今日标准衡量，他俨然汉中“军区司令”，只不过其好大喜功，日后与杨仪、马岱不睦，终落个被斩首的结局。这并不影响其在刘备、诸葛亮心中的战争价值——诸葛亮再三用之，正因其手中确有重兵能吸引魏军主力。
说到黄忠，人们往往记起定军山那一箭，却忽视了他一生的“空头司令”尴尬。赤壁之后，他随刘备“入驻长沙”，官拜中郎将。章武元年被封为后将军、关内侯。后将军虽是四征将军之一，按理有野战指挥权，但黄忠始终未领郡守，仅在夷陵一线带精锐为先锋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关内侯只属第十九等“关内侯”，连一个稳定食邑都无。第二年，老将病卒，戎马一生却与治地无缘，“军区司令”的门槛，自然跨不过。
至于关羽，情况更复杂。兴平二年，他于曹营立下斩颜良之功，却始终以“偏将军”自居。跟随刘备回到荆州后，逐步加建武将军、荡寇将军，最终在建安二十三年持节总督荆州。此处的“治诸军事、假节钺”暗含几乎独立的征讨与行政权。荆州幅员八郡，兵出数十万，兵源人口数以百万计。以当时“巴、蜀、汉中—荆州”两大基地的结构看，关羽的位阶并非一郡太守，而是相当于区域联防最高长官。若对照抗战时期编制，这就是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”，超越任何单一军区主官。故说他不在“军区司令”之列，并非贬低，而是因为其实际权力已在此级别之上，属于事实上的“副元首兼战区统帅”。
如今再看“五虎”封号，“大将”二字固然光耀，但若把陈寿撰修《三国志》的编辑原则仔细拆解，就能发现“同传”并不等于“同阶”。其分卷依据是综合资历、功勋与生卒时序，并非百分百按照军阶或官阶来排。魏文帝为张辽等封“武庙十七将”之“子义”五人，亦是此理。东吴“十二虎臣”里，鲁肃、周瑜主持联吴抗曹的东线中枢，绝不能简单以“大都督”与“中郎将”并论。因而，“将”字背后真正分量，要看兵权大小，而非区区封号。
回到蜀汉六将：张飞、马超、赵云、魏延皆分领要地，自成体系；黄忠虽位列“四征”，却无一域之主权；关羽的权力范围已超普通军区，领荆州者几同蜀汉的“第二中央”。这便解释了题目中的反差：若硬要用现代编制类比，“军区司令”这顶帽子，无论如何也无法扣在关羽头上，反倒显得窄了；而黄忠则尚欠“督郡”与“封邑”，自然也就排除在外。
细读战争年代的任官章程，还会发现一个现象——刘备对功勋与地盘分配的拿捏极有限度。他深知，若让所有上将同时握有地盘，蜀汉这艘小船恐被将旗撑破。于是“单点授权”与“分权制衡”成了基本策略。赵云多次请战被留守，是平衡。张飞阆中握兵却担司隶，则兼顾内外。关羽高悬荆州，既为对魏吴威慑，也是对马超、魏延压一头的需要。黄忠无地可守，看似亏待，实是避其老迈与派系空白，否则镇下一郡之后谁来接班？刘备不得不算得清楚。
有人或许问：“若依战功排名，定军山之捷难道不比零陵、临沮差？”这正触到蜀汉用人的隐逻辑——战功是军中身份证，却不是配兵的唯一筹码。年龄、门阀、人脉、地缘、脾气，无不被纳入考量。黄忠虽勇，却年逾六旬，不便久驻荒寒要冲；再进一步，早年长沙旧人脉薄弱，难以独镇一军。对刘备而言，腾挪有限的资源，只能在更具战略纵深的将领身上下注。
再看张飞与马超，两人出身皆非荆州本地。张飞为幽州豪侠，兵源控制力有限，故而先让他屯兵阆中，掣肘中原来敌；又以司隶校尉给足名分，让其可调动京兆长安旧吏。马超立足西凉，西北羁縻羌胡久与他相系，刘备授以左将军、督临沮，正好利用其乡缘兵源牵制曹魏陇右集团。此等排兵布阵，既扬长避短，也防自相竞逐。
轮到赵云，与公主联姻固然加分，更关键是出川年代他表现出令人信服的纪律观。成都新朝的户口整编、钱粮征发，动辄牵一发而全城色变。刘备让赵云领中护军兼本土防务，便是信其能与蜀中旧族、外来移民双重打交道，不至惹祸。赵云也知道“都督”虽权重大，却也是陷阱：一旦越矩，必为下步收权的第一靶子。故其行事谨慎，史称“轻财重义，所得赏赐散之将士”，其实等于把军饷先发下去，把冲突扼杀在摇篮中。
魏延的出身最寒，仗着的是战场上抛洒性命换来的威望。他在诸葛亮北伐战略里，负责汉中主攻，其野心与能力同样巨大。“谁敢与我一同出子午谷者乎？”的疾呼，让刘备眉头一皱，却依旧按下不收，原因在于：此人虽骁猛，但需要被架在聚光灯下接受全军审视，让其锋芒转为震慑外围。诸葛亮继位丞相后，将此刃保持在自家身侧，一旦时机不对则可随时更换——这种利用与防备并存的用人之道，为蜀汉后期的权力平衡埋下诸多伏笔。
说回关羽。若把曹魏系统的战区司令“督荆州刺史部州牧”与蜀汉的“督荆州事”相对照，就会发现关羽拥有远超于一郡太守的权限：征收、营田、战备、授官、裁决，无不签于一笔。建安二十四年，他以北拒曹仁，东击孙权，江关对阵，樊城水淹七军，震撼中原。彼时关羽之军号称“旌麾十万”，等同今日纵深战区的联军总指，已非“司令部”三字能概括。正因身分过高，后来身死麦城，不单是前线失利，更似蜀汉结构里三角平衡被打破，瞬间引爆了联盟与内务的诸多胶结。
至于黄忠，虽然不具重镇之责，却在战略快速机动中屡立奇功。庚午岁定军山之役，他射杀夏侯渊，夺取北山，迫使曹军主将曹操扔盔弃甲退走长安。随后汉中易旗，刘备得以加冕汉中王。换作旁人，或许立刻封侯加郡，然而刘备只赐关内侯，赐食邑三百户。这份“一分薄赏”背后的深意，仍是权力平衡：若让黄忠受封郡守，老帅虽谨慎，麾下却是与赵云多有嫌隙的荆州系老兵。一旦外患迫近，矛盾激化的后果实在难料。
“一山难容二虎”的说法在军中流行。刘备坐镇成都之后，巴蜀大局初定，但任何新朝都难免把兵权分散给形形色色的有功之臣。唯一能避免内斗的方法，就是以头功大小、地缘、性情相串联，让将领们人马各有牵制。关羽拥大权，却远在长江以东；魏延势盛，却被汉中盆地的山岭牢牢锁住；马超镇西北，却与西凉羌人互为人质；张飞在西川边缘，也要受丞相部曲掣肘；赵云则半“政军官僚”附体；黄忠更是在蜀道东端充当利矢。如此布局，意在外御曹吴，内则防“拥兵自重”重演吕布故迹。
从军事学角度分析，这种“一区一将”的分封模式与20世纪中期中国西北、华中、东北三大战区的平行设置颇有相似。刘备借此保障了巴蜀腹地的复苏，也给后来的北伐留下一口生机。然而制度与人心往往难以并轨：关羽身死荆州、马超早逝、张飞暴卒、黄忠力竭、魏延含恨、赵云老矣——一环又一环的断裂，最终让诸葛亮苦撑的轮廓出现了裂缝。将星殒落的背后，是蜀汉进入“人才真空”时代的悲剧前奏。
从指挥体系的层级再做一次梳理，结论呼之欲出：
张飞——右将军、领司隶校尉，镇守巴东至阆中，兼主京畿监察。
马超——左将军、督临沮，掌西北门户。赵云——中护军、征南将军转镇东将军，后督江州。魏延——镇北将军、都督汉中，领汉中太守。黄忠——征西后将军，无固定郡守，仅为野战锋矢。关羽——假节钺、前将军，执掌荆州全域，已是战区级。
这张表若映射当代军制，前四位大将与“军区司令”最为相似；黄忠则停留在“师团级统帅”层面；关羽却升级成“战区总司令”，高处不胜寒。于是题目中那句“为何不包括关羽黄忠”，答案渐渐清晰：前者因为位格过高，后者则功虽显赫却权柄欠缺。
有意思的是，陈寿虽把黄忠与关羽、张飞并列“五虎”，并未把魏延成组，可见“史家之笔”未必只看兵权，还有文坛气氛与人情世故。若要从今天的视角重新排序战功与统辖权，大致可以列出下面的阶梯：关羽居首，其次赵云、张飞、马超、魏延，终于黄忠。但换作“镇守一方”的指标，黄忠要置后，而关羽则应冠绝众人之外另立门类。
总结到这里，不妨再翻开《资治通鉴》。宋神宗细读“七擒孟达”时，曾对司马光叹道：“若使关羽假节并归，蜀可久安。”这一声叹息，指向的正是蜀汉武装布局的隐患：某一强将一旦独霸战区，便既是保障，也是破口。刘备深谙其道，却仍需在现实与理想之间反复权衡。
结语不妨停在一个质朴的设问：如果时间能够重来，当年荆州那把权杖，刘备还会放在关羽手中吗？或者，他会像对赵云、马超那样，先圈定一方军区，再辅以制衡之手？史无假设，但透过职官与兵权的细枝末节，人们依稀可望见三国最精彩的舞台背后，那双时而果决、时而感情用事的帷幕执绳之手。
后记：兵权与爵位的背面——蜀汉“官爵错位”现象再思考
放眼同一时代，曹魏与孙吴对待功臣多采“定品—授地—收兵”的节奏：前者以“三公—九卿—州郡”阶梯化调度，后者则倚重“都督—太守”双轨并行。相比之下，蜀汉无论是爵位、郡守，还是兵权授受，都更显凌乱。从景耀中期保留下来的简牍与碑志可见，不少将领头衔华丽，却无实土，反倒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中层校尉手握数千兵卒。究其因：
地狭人寡。巴蜀地形封闭，资源有限，无法如魏、吴般广设郡国。于是爵位一路封上去，地盘却给不起。高层不稳。军事支柱频频折损，诸葛亮需靠外部提拔、内部轮换来填空缺，于是同一级别职务时常出现“缺兵无地”或“有地少权”的景象。监军体系强势。自刘备穷兵黩武失败后，丞相府对各郡实权多有节制。大量“参军事”“督”之小印分散在各将、各从事手里，确保无人独大。对北伐的战略执念。蜀汉倾向集中精锐用于出川北上，后方防区相对虚弱，导致部分“地方军区”在名义上存在，实际以常备部掩护动员部队。
试想一下，若当时蜀汉能以更成熟的制度统合兵政，或能延长国祚。只可惜，人才断层与地缘劣势让它注定要在西南孤军奋战。六大名将的职务起落，不过整场大棋局中的点缀。历史正如嘉陵江水，奔涌向前，不会因为任何英雄的离去而停歇，却也永远记下一柄青龙偃月、一杆丈八蛇矛的寒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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